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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炀帝杨广是历史上最突出的君主之一。他在位仅短短14年时间，却主持完成了东都洛阳的修建、大运河的开通，并且三征高丽、三巡江都。他生前的所作所为颇受人们的关注，而开凿大运河是杨广所做的事情中受后人争议最多的一件。美丽的江南风光是他开河的主要原因？
隋炀帝于仁寿四年（604年）杀父自立。第二年，他便下令开凿运河。工程分四段进行：大业元年（605年），在北方修通济渠，从洛阳西苑通到今天的江苏淮安；同年，又疏通扩大了山阳邗沟，这条宽40步的运河的修成，仅用了半年时间；大业四年，开凿了永济渠，这条河流是通济渠向北的延伸，主要利用沁水的河道，南接黄河，北通涿郡；大业六年又在长江以南开了一条江南河，从京口（今江苏镇江）引江水穿过太湖流域，直达钱塘江边的余杭（今浙江杭州）。整条大运河的开通，前后只用了不到6年的时间。它沟通了海河、黄河、长江、淮河、钱塘江五大水系，以东都洛阳为中心，西通关中盆地，北抵华北平原，南达太湖流域，长达千里。这样巨大的工程，在古代科学技术并不很发达的情况下，是很难想像能快速完成的。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促使隋炀帝要开凿这条大运河？
多数人认为，隋炀帝开通运河的直接目的是想去巡游他向往已久的江都风光，附带的目的是加强对不久前征服的东南地区的控制和转输该地富庶的物资以增强中央政权的力量。运河开通以后，首先就是供炀帝荒淫奢靡的巡游。持这种看法的人指出炀帝不但喜欢扬州是个雄藩大郡，而且嗜好扬州的春江花月。他的《春江花月夜》诗说：“暮江平不动，春花满正开。流波将月去，潮水带星来。”写出了扬州临江的秀丽风光。有人认为唐代诗人张若虚著名的“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就是受了他的影响。炀帝另有《江都宫乐歌》、《泛龙舟》、《幸江都作》、《迷楼歌》等诗篇，都是他留恋江都、欣羡江都的作品。
持这种观点者都比较强调隋炀帝一贯奢侈的生活作风。因为开凿这条大运河动用了全国大量的劳动力，是当时隋朝徭役繁重的主要因素，其间甚至出现男丁不够，以妇女充数的现象。史书上也用“力竭转输，身填沟壑”这样严重的词语来形容当时劳动人民的苦难。而且，运河开通之后，隋炀帝先后三次巡幸江都，每一次都耗费大量人力和财力，一路上的穷奢极欲为许多民间和戏剧所津津乐道。
但不同意这种观点的人认为，炀帝开河并不见得只是为了游幸江都。根据《隋书》记载炀帝并不仅仅巡游过江都，还曾巡游过西北各地，到过突厥与吐谷浑边境。这种巡游有玩的成分，但主要应是出于政治与军事的考虑。难道他为了好玩就愿意到沙漠地里去走一遭？隋炀帝曾三下江都，但绝不是单纯的去看琼花，而是着眼于扬州所具有的重要经济政治地位。认为炀帝开河仅是为了玩，恐怕是说不过去的。
一些人认为隋炀帝开凿运河的主要目的是出于当时政治和经济两方面的需要，与杨广个人贪图享乐无关。他们指出，隋代开运河，炀帝并非首创。早在开皇四年（584年），国家仓廪空虚，隋文帝希望在水旱之年，国家能有充足的粮食储备。为了方便漕运，他在下令建造大量仓库的同时，从潼关到长安，引渭水，开凿了广通渠。开皇七年，为了进一步扩大漕运，隋文帝又开凿了山阳渎。由此可见，国家当时的确需要开凿运河，而隋炀帝开运河，仅仅是隋文帝开运河的继续。开通运河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沟通京师洛阳与江淮的交通，便利漕运。
江淮以南地区经过三国以来几百年的发展，已经逐渐在全国经济的发展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荆州和扬州均富甲一方，整个南方也成为全国鱼盐杞梓以及丝麻布帛的主要供应地，但当时全国的政治中心却在洛阳。所以，运河一旦开通，就能把全国的政治重心与经济重心联系起来，把富庶的江南财富以田赋的方式加以征集，并通过运河转输到洛阳。另外，在隋朝建立以前，中国长期处于南北朝分裂的阶段。江南从东晋开始就形成了门阀士族的特殊势力。隋朝建立以后，陈朝的残余势力一度与中央对抗。开凿大运河有助于中央对南方的控制，加强中央集权。
也有人认为隋炀帝鄙夷江东诸帝“多傅脂粉，坐深宫，不与百姓相见”，终至亡国，因此自己反其道而行，“东行两幸，靡有定居”。在运河开通后，他的确曾经三次巡游江都，但是这三次都有其军事和政治上的动机。
第一次巡游江都，隋炀帝是想要通过文化的联络巩固政治的统一，有一定的文化性质。这次巡幸，他的船队前后200余里，挽船的士兵有8万人。自己御乘龙舟高45尺，长200尺，上下4层。如此不惜巨资造船，其目的是在向尚有离心意志的南方宣扬中原王朝的“皇威”。他的随从中，有大批僧尼、道士、蕃客等政界、宗教界人士和宿学鸿儒。第二次巡幸则是杨广追求军事征服的一个组成部分，具有军事意义。当时隋朝打算兴兵辽东，炀帝想从南方补充军事人才，征调南方的经济为辽东战争服务。而他第三次巡幸江都究其实属于政治逃难，这一次的巡幸没有了以往巡幸的显赫和狂热，其时隋朝政治动乱即将到来，炀帝征高丽失败，政治意志消沉，在江都他的确十分荒淫，史书说：“炀帝至江都，荒淫益甚，宫中百余房，各盛供张，实以美人，日令一房为主人。江都郡丞赵元楷掌供酒馔，帝与萧后及幸姬历就宴饮，酒卮不离口，从姬千余人也常醉。”但仔细地翻阅史书，不能说炀帝的巡幸纯粹是为了寻欢作乐的，开凿运河的主要目的应该也不在此。
隋炀帝开凿运河的目的，到底是为了个人一己之欲，还是为了国家的经济和政治，三言两语是很难争辩清楚的，看来还得留待历史学家们不断努力地去探索，希望在不远的将来能有一个比较明确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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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炀帝杨广（569年－618年）是隋朝的第二任皇帝，唐时谥炀皇帝，其孙皇泰帝杨侗谥为世祖明皇帝，夏主窦建德谥闵皇帝。一名英，小字阿 。隋文帝杨坚次子，母文献独孤皇后。开皇二十年（600年）十一月立为太子，仁寿四年（604年）七月继位。即位之后，对于国政有恢宏的抱负，并且戮力付诸实现。他在位期间修建大运河，营造东都洛阳城，开拓疆土畅通丝绸之路，推动大建设，开创科举，亲征吐谷浑，三征高句丽等。
隋炀帝杨广（569年～618年），隋朝第二代皇帝（604年－618年在位），汉族。少敏慧，好学善诗文，仪 隋炀帝杨广容俊美。开皇元年（581年），立为晋王。六年，任淮南道行台尚书令，闰八月之后，进位雍州牧、内史令（就是宰相）。八年冬，任行军元帅统兵伐陈。灭陈后，封太尉。开皇二十年（600年），立为太子。仁寿四年（604年）七月文帝病逝于仁寿宫大宝殿，太子广即皇帝位，次年改元大业，拉开了其波澜壮阔而又毁誉难定的一生。杨广即皇帝位，假造文帝遗诏缢杀前太子杨勇。其弟汉王杨谅以讨杨素为名，在并州起兵，炀帝派杨素镇压，杨谅降后被幽禁至死。此后不久，炀帝听从云定兴建议毒死杨勇诸子，翦除了对帝位的威胁。618年三月，宇文化及等煽动军士兵变谋反，炀帝死于江都之变。
“修建洛阳”“迁都洛阳”、“修通运河”、“西巡张掖”、“开创科举”、“开发西域”等可以概括隋炀帝杨广一生所为。
西元589年，年仅20岁的杨广被拜为隋朝兵马都讨大元帅，统领51万大军南下向富裕、强盛的陈朝发动进攻，并完成统一。陈国虽不是什么大国，也绝对不弱。南书谓北为‘索虏’，北书指南为‘岛夷’。当时人们认为“长江天堑，古以为限隔为南北……”隋军在杨广的指挥下，纪律严明、英勇善战，一举突破长江天堑。所到之处，所向披靡。而对百姓则“秋毫无犯”，对于陈朝库府资财，“一无所取”。博得了人民广泛的赞扬。“天下皆称广以为贤”。在公元590年，奉命到江南任扬州总管，并平定了江南高智慧的叛乱。江苏，浙江，福建，安徽，江西的巨家大室全部叛变“大者有众数万，小者数千，共相影响。”杨广学江南方言，娶江南妻子，亲近江南学子，重用其中的学者来整理典籍。他亲自实地在江南花了十年来拢络人心，缓和了南方的怨恨和怀疑，在军事占领后推行合理的行政，打破阻碍南人成为忠于隋室臣民的许多政治和文化隔阂。自此南北朝之后和北方隔离多年的江南才始归顺中央，更使得之后唐朝在南方的统治得以顺利进行。公元600年，北上击败突厥进犯。这些功劳是其他皇子所没有 的。《隋书》赞曰：”杨广，南平吴会，北却匈奴，昆弟之中，独着声绩。”20岁的杨广完成了中国的统一大业，结束了上百年来中国分裂的局面。也结束了中国三、四百年的战乱时代。从此中国进入了和平、强盛的时代。
隋炀帝初继位，便决定迁都洛阳。《隋书·帝纪第三·炀帝上》载“四年七月，高祖崩，上即皇帝位于仁寿宫。......十一月已末，幸洛阳。癸丑，诏日：......然洛邑自古之都，王畿之内，天地之所合，阴阳之所和。控以三河，固以四塞，水陆通，贡赋等。故汉祖日：‘吾行天下之多矣，唯见洛阳。’自古皇王，何不留意，所不都者盖有由焉。或不九州未一，或以困其府库，作洛之制所以未暇也。我有隋之始，便于创慈怀、洛，日复一日，越暨于今。......今可于伊、洛营建东京，便即没有分职，以为民极也。”《隋书·帝纪第三·炀帝上》载：“（大业元年）三月丁未，诏尙书令杨素、纳言杨达、将作大匠宇文恺营建东京，徙豫州郭下居人以实之。”展开了大规模的营建东都洛阳的工程。“又是阜涧营显仁宫，采海内奇禽异兽草木之类，以实园苑。徙天下富商大贾万家于东京。辛亥，发河南诸君男女百余万，开通济渠，自西苑引谷、洛水达于河，自板渚引河通于淮。庚申，遣黄门侍郎王弘、上仪同于士澄往江南采木，造龙船、凤帽、黄龙、赤舰、楼船等数万艘。”次年，东京修建完工。“二年春正月辛酉，东京城，赐监督者各有差。.......三月庚午，车驾发江都。......夏四月庚戌，上自伊阙，陈法驾，备千船万骑，入于东京。”
炀帝营建的洛阳城，南对伊阙，北倚邙山，东逾瀍河、洛水纵贯其间，分外郭城、宫城、皇堀、东城、含嘉仓城、园壁城和耀仪堀，规模宏大，布局有序。宫城皇城偏隅郭城西北的独特的布局和整齐的划一里见方的里坊布局建制而在中国都城建设历史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隋炀帝修建洛阳城，具有统治国家的战略考虑。到五代、北宋时仍在使用，曾是全国经济文化中心。
美籍汉史学家费正清在《中国：传统与变迁》中感慨：“在隋文帝和隋炀帝的统治下，中国又迎来了第二个辉煌的的帝国时期。大一统的政权在中国重新建立起来，长城重新得到修缮，政府开凿了大运河（这为后来几百年间的繁华提供了可能），建造了宏伟的宫殿，中华帝国终于得以重振雄风。”
隋炀帝下令开挖修建南北“大运河”，将钱塘江、长江、淮河、黄河、海河连接起来。如此浩大的工程，利于千功万代。大运河对于中国来说远比长城对于中国更重要。大运河连接黄河流域长江流域，连接了两个文明。大运河以洛阳为中心，北达涿郡，南至余杭，全长两千多公里，是古代最长的运河 。它的开通，大大促进了我国南北经济的交流。
隋文帝曾于584年命宇文恺率众开漕渠。自大兴城西北引渭水，略循汉代漕渠故道而东，至潼关入黄河，长150多公里，名广通渠。公元604年改名永通渠。但随着南北政治、经济和文化日益发展，修凿的局部运河，已经不能满足社会需要。沟通南北水道已经成为社会经济交流的迫切需要了。
大业元年，隋炀帝即位第一年就修造通济渠。同年又改造邗沟。大业四年，又征发河北民工百万开凿永济渠以供辽东之需。610年沟通长江河。至此，开凿大运河的工程基本完成。隋炀帝开凿大运河前后用了六年的时间。隋炀帝先后开凿疏浚了由黄河进入汴水，再由汴水进入淮河的通济渠；还有从淮河进入长江的邗沟；从京口（现在江苏的镇江）到达余杭（现在浙江杭州）的江南河；引沁水向南到达黄河，向北到达涿郡（现在的北京）的永济渠。这些渠南北连通，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大运河。大运河从北方的涿郡到达南方的余杭，南北蜿蜒长达五千多里。大运河以余杭、洛阳、涿郡为三点，江南河、邗沟、通济渠、永济渠四段，将钱塘江、长江、淮河、黄河、海河五大水系连接起来。这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工程之一，是中国南北交通的大动脉。
大运河的开通，促进了运河两岸城市的发展，江都、余杭、涿郡等城市很快繁荣起来。当时运河上“商船旅往返，船乘不绝”。大运河对隋唐时期南北经济、文化交流，维护全国统一和中央集权制的加强，都起了促进作用。大运河不仅加强了隋王朝对南方的军事与政治统治，而且使南方的物资能够顺利地到达当时的洛阳和长安，在有利于军事和政治的同时，南北方的文化交流也得到了有力的加强。唐朝文学家皮日休说，运河“北通涿郡之渔商，南运江都之转输，其为利也博哉！”如此浩大的工程，利于千功万代。大运河对于中国来说远比长城对于中国更重要。大运河连接黄河流域长江流域，连接了两个文明。使黄河流域长江流域逐渐成为一体。修建大运河是凝聚中国之举。满足了将已成为全国经济中心的长江流域同仍是政治中心的北方连接起来的迫切需要。“大运河”的修建使中国水运畅通、发达，为中国后世的繁荣富强打下了牢固坚实的基础。自清末改漕运为海运，大运河才不再是国家经济的大动脉了。隋炀帝为中国后代子孙万代带来了巨大的好处。他对中国的功绩是不朽的、是很难有人比拟的……只是为此付出的代价太大。劳民伤财导致灭国。如此浩大的工程谁修建都不讨好，谁建都会伤国体。有谁敢修建如此浩大的工程？还有谁敢做如此大的手笔？大概只有气魄同样浩大的千古一帝秦始皇了。隋朝大运河比长城对中国的历史作用还要大。隋朝大运河的建造，功在隋朝，利在千秋。文史专家顾一平先生说，大运河凝聚着决策人隋炀帝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和敢办前人不敢办的大事的自信和决心。唐朝文学家皮日休在《汴河怀古》中说：“尽道隋亡为此河，至今千里赖通波。若无水殿龙舟事，共禹论功不较多。”唐人拿杨广和大禹来比，足以说明唐人对炀帝修运河的功绩是万分明了的。事过几百年到了宋朝时候发大水的时候这条千里隋堤还救了成千上万家人的性命。王安石在《白日不照物》诗中云：“隋堤散万家，乱若春蚕箔。”隋炀帝开创的南北大运河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丰功伟业这是不可辩驳的历史事实，是后代造史者想诋毁所掩盖不住的。因为它的存在就是铁证，不像其它原始史料被销毁。
大业五年（609年），隋炀帝率大军从京都长安（今西安）浩浩荡荡的出发到甘肃陇西，西上青海横穿祁连山，经大斗拔谷北上，到达河西走廊的张掖郡。这次出行绝不是游山玩水，个人玩乐的。因为西部自古大漠边关、自然条件环境恶劣，隋炀帝还曾遭遇到暴风雪的袭击。此峡谷海拔三千多米，终年温度在零度以下。士兵冻死大半，随行官员也大都失散。隋炀帝也狼狈不堪，在路上吃尽苦头。隋炀帝这次西巡历时半年之久，远涉到了青海和河西走廊。其意义重大。在封建时代，中国皇帝抵达到西北这么远的地方，只有隋炀帝一人。隋炀帝西巡过程中置西海、河源、鄯善、且末四郡，进一步促成了甘肃、青海、新疆等大西北成为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隋炀帝画像(9张) 隋炀帝到达张掖之后，西域二十七国君主与史臣纷纷前来朝见，表示臣服。各国商人也都云集张掖进行贸易。隋炀帝亲自打通了丝绸之路，这是千古名君才能有的功绩。为炫耀中华盛世，隋炀帝杨广在古丝绸之路举行了盛大的万国博览会。这是举世创举。
隋炀帝此次西巡开拓疆土、安定西疆、大呈武威、威震各国、开展贸易、扬我国威、畅通丝路。乃一代有作为的国君所为。唐太宗也感慨的说：“大业之初，隋主入突厥界，兵马之强，自古已来不过一两代耳。”
大业六年，隋政府又置伊吾（哈密）郡共五郡。
在这以前，隋朝基本上是在张掖和西域商人进行贸易的，隋朝由黄门侍郎裴矩负责具体事务。隋炀帝主要是用金钱来引诱西域的商人来朝贸易，还命令西域商人所经过的地方郡县要殷勤招待，这根本不是平等的贸易，而是借贸易之名炫耀自己的文治武功。 但隋炀帝为了开发经营西域，还是派兵做了一些统一工作。如打败了西突厥的处罗可汗，扫除一大障碍。击败吐谷浑，将其领地建成四郡，派遣官员治理，保证了和西域的畅通。
大业六年（610年）的正月，隋炀帝在洛阳用大演百戏来招待西域商人，前后达一个月之久。洛阳的店铺都用帷帐装饰，让西域的商人们免费吃饭，免费住宿。隋炀帝用巨额国财赚取虚有的名声，用钱引诱西域各国商人和使者来朝贺，面子赚足了。其实，这就是中国古代典型的朝贡贸易，小国来朝拜，我得到高高在上的荣誉，然后给你丰厚的金银珠宝赏赐。
大业元年（605年），隋将韦云起率突厥兵大败契丹，韦云起扬言借道去柳城（今辽宁朝阳南）与高丽交易，率军入其境，契丹人未加防备。韦云起率军进至距契丹大营50里处，突然发起进攻，大败契丹军，俘虏其男女4万余人。隋朝阻止拖延了契丹的崛起强大。
大业四年（608年），隋炀帝派军灭了吐谷浑。开拓疆域数千里，范围东起青海湖东岸，西至塔里木盆地，北起库鲁克塔格山脉，南至昆仑山脉，并实行郡县制度管理。使之归入中国统治之下。这是以往各朝从未设置过正式行政区的地方。
《隋书·流求传》载：公元607年、610年，隋炀帝曾两次派人到当时称为“流求”的台湾岛。第二次率兵万余人，从广东潮州起航，经一个多月的航行，到达流求时，流求人以为是大型商旅，“往往诣军中贸易”。这是中国军队第二次来到台湾。
隋炀帝在大业3年（607年）先后派出羽骑尉朱宽、海师何蛮等人两次前往当时被称为“流求”的台湾，因语言不通，第一次带回一名台湾人，第二次带回一些布甲。大业6年（610年），隋炀帝又派出武贲郎将陈棱及朝请大夫张镇州率兵万余人，从广东义安（潮州）起航，前往台湾，当地人以为这是中原的商船，这说明当时大陆商人经常前往经商，也说明台湾人已经熟悉经商贸易。只是陈棱与当地酋长谈判不顺利，刀枪相向，并带了数千名当地居民返回大陆。在台湾中部地区的彰化市，有一条街名叫“陈棱街”，它就是为了纪念这位隋朝将领的。
大业七年（611年），大运河建成后，隋炀帝随后于大业八年（612年），募集一百万人的作战军队攻打高句丽。人数众多甚至比得上当时高句丽人口，高句丽全国亦撼动，全隋朝人都认为易如反掌，结果在辽东城和平壤城伤亡惨重，惨胜而归。次年再度发兵围攻辽东城，但国内杨玄感叛变，隋炀帝不得不中返平乱。大业十年（614年），第三次发兵进攻高句丽，高句丽王高元不敌，称臣请和，隋炀帝便班师回朝。三次征伐，劳民伤财，只换回高句丽王口头称臣，大隋朝伤筋动骨。
隋炀帝除向西北开拓疆土外，隋朝大军还向东南进行了一系列开疆拓土的战争，这些战争的胜利使大隋王朝东南的领土疆域扩大到印度支那的安南、占婆（今越南地区）、及台湾等地。在海南岛上分置儋耳、珠崖、临振三郡。北边有五原郡（内蒙后套一带）。此外隋文帝时期已经把强大的突厥分裂成**厥与西突厥两部，并在和**厥的战斗中取得胜利。《剑桥中国隋唐史》这样说：“在炀帝全盛时期，西突厥人对他似乎是一个次要问题，一个以少量代价即能为中原帝国所用的累赘。”这也为以后唐太宗取得一系列的胜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以有些现代人看唐朝疆域的看法，隋朝的疆域竟比唐朝大。
即使隋朝在灭亡前，周遍各国也是尊服大隋王朝的。《隋书》记载道：“十一年春正月甲午朔，大宴百僚。突厥、新罗、靺鞨、毕大辞、诃咄、传越、乌那曷、波腊、吐火罗、俱虑建、忽论、靺鞨、诃多、沛汗、龟兹、疏勒、于阗、安国、曹国、何国、穆国、毕、衣密、失范延、伽折、契丹等国并遣使朝贡。”
《剑桥中国隋唐史》：“隋炀帝毕竟是一位美好事物的鉴赏家、一位有成就的诗人和独具风格的散文家，他可能有点像政治美学家，这种人的特点可用以下的语言来表达：的确，自欺欺人也许是一个规律，因为带有强烈的艺术成分的政治个性具有一种炫耀性的想象力，它能使其个人的历史具有戏剧性，并使一切现实服从野心勃勃的计划。”
杨广即位第一年，就在诏书中写道：“君民建国，教学为先，移风易俗，必自兹始。”唐人封演在《封氏闻见记》中说：“炀帝即位，复兴教诱。”杨广恢复了被杨坚废除了的国子监、太学以及州县学。 “教习生徒，具为课试之法，以尽砥砺之道。” 奉命视察各州的专使除了其他任务外，还要发现有模范行为、文才出众和学有专长的人，经过考察，再把他们送往京师。“炀帝即位，复开庠序，国子郡县之学，盛于开皇之初。征辟儒生，远近毕至，使相与讲论得失于东都之下，纳言定其差次，一以闻奏焉。于时旧儒多已凋亡，二刘拔萃出类，学通南北，博极今古，后生钻仰，莫之能测。”《隋书》《北史》记载，远近儒生纷纷前来，并被组织起来互相辩论学术问题。一名高级官员给他们排列名次，上报隋帝。因此许多寒士得以重振门庭；典籍研究盛极一时，南北的传统兼容并包。古代的典籍都被注疏。
杨在江南任扬州总管时就网罗学者来整理典籍，到他即帝位的近二十年间，共成书一百三十部，一万七千多卷。杨广还组织人编写了《长洲玉镜》四百卷，和 《区宇图志》一千二百卷，这对于保存我国古代的典籍做出了贡献。
隋炀帝使隋时的中国已经具备了总括全国各地方的总结性地方志。隋炀帝诏命天下诸郡绘制各地风俗物产地图，编撰《诸郡物产土俗记》131卷、《区宇图志》129卷、《诸州图经集》100卷。隋炀帝下令编撰的上述地方志书，规模宏大，既是承前启后的总结性著作，也是编撰全国性方志图经的开端，影响深远。“今于大隋圣世，图书屡出。”
炀帝时的著名地理学家裴世矩，在奉敕去张掖，管理西域商人交市时，搜集了有关西域的山川、风俗等资料，撰成《西域图记》三卷。书中有地图，有记述，还有穿着民族服装的各族人的彩绘图，是地理学名著。“依其本国服饰仪形，王及庶人，各显容止，即丹青模写，为《西域图记》，共成三卷，合四十四国。仍别造地图，穷其要害。”
杨广不仅兴办学校，还访求遗散的图书，并加以保护。《封氏闻见记》记载：“炀帝限写五十副本，分为三品，于东都观文殿东西廊屋，列以贮之。” 隋时的藏书量是中国历代最多的，大兴城和洛阳建有大藏书殿，而最终的成果则是规模宏大的秘书省，在洛阳藏有珍本，藏书总数达37万余卷。为了让两京的宫、省、官府使用，杨广下令建造藏有节录本的观文殿。隋朝藏书最多时有37万卷，77，000多类的图书。可大部份图书毁于战火，唐玄宗时藏书最多时8万卷，唐学者自着28，467卷，唐以前图书只还剩28，469卷，可惜这些图书大部分也难逃战火……如果杨广整理编辑收藏的这些书都留存到现在，那他无疑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帝王。
杨广崇敬儒教与孔子，于大业五年下诏曰：“先师尼父，圣德在躬，诞发天纵之姿，宪章文武之道；命世膺期，蕴兹素王。而颓山之叹，忽逾于千祀；盛德之美，不在于百代。永惟懿范，宜有优崇。可立孔子后为绍圣侯，有司求其苗裔，录以申上。”
随着士族门阀的衰落和庶族地主的兴起，魏晋以来选官注重门第的九品中正制已无法继续下去。隋文帝即位以后，废除九品中正制，开始采用分科考试的方式选拔官员。隋炀帝时，正式设立进士科，我国科举制度正式诞生。这一制度一直沿用到清末。
大业二年隋炀帝始建进士科，典定科举制度，这是中国历史上极其重大影响极其深远的大事。杨广创建了对后世影响深远的科举制，开设进士科，那时的进士科以考政论文章为主，选择“文才秀美”的人才。《通典》说杨广优先考虑的是个人的品质而不是文才。炀帝时还增加了科举录取人数。至607年，考试科目已经有了十科。这标志着科举制度的产生。大业三年，炀帝诏令：“文武有职事者，以孝悌有闻，德行敦厚，节义可称，操履清洁，强毅正直，执宪不挠，学业优敏，文才秀美，才堪将略，臀力骠壮十科举人。” 大业五年炀帝又诏：“诸郡学业该通，才艺优洽，臀力骠壮，超群等伦，在官勤奋，堪理政事，立性正直，不避强御，四科举人。”隋炀帝杨广更注重个人品质的选拔人才的政策，为初唐培养了大批的强毅正直的人才 。科举制度的创建，重才学品质而不重门第，削弱了门阀大族世袭的特权。“百官不得计考增级，必有德行功能，灼然显著者，擢之。” “魏、周官不得为荫。”这种“任人唯贤”的改革，为选拔下层优秀知识分子提供了极好的机会。这无疑是异常高明的创举，对后世中国影响深远。但这也触动了门阀大族的利益，为日后门阀大族的反叛埋下了祸根，有时候过于超前开明的举措也不是什么好事……
科举制的创立是封建选官制度的一大进步：冲破世家大族垄断仕途的局面，起到抑制门阀的作用；扩大了官吏的来源，为大批门第不高的庶族地主知识分子参政提供了机会，“大者登台阁，小者任郡县”；科举制把读书、考试和做官紧密联系起来，提高了官员的文化素质；科举取士把选拔人才和任命官吏的权力，从地方豪门世族手里集中到中央政府手里，大大加强了中央集权，有利于政局的稳定。因此，这一制度为历朝沿用，影响深远。
大业三年隋炀帝颁《大业律》。改州为郡；改度量衡依古式；改官制，设五省、三台、五监、十六府等。杨广修订了法律，主要是对隋文帝末年比较严酷的法律进行了改革。“炀帝即位，以高祖禁网深刻，又敕修律令，除十恶之条。凡五百条，为十八篇。五刑之内，降从轻典者，二百余条。诏施行之，谓之《大业律》。”《大业律》，没有再修订，《唐律》就是依照着《开皇律》与《大业律》修订的。
陕西师范大学历史系胡戟教授说：“秦始皇做过的事，他（隋炀帝）多半也做了，但是他没有焚书坑儒；我们还可以说，隋炀帝做过的事，唐太宗多半也做了，但是唐太宗贞观时代远不及他大业前期富庶，然而，秦始皇、唐太宗都有“千古一帝”的美誉，隋炀帝却落了个万世唾骂的恶名。”
《剑桥中国隋唐史》这样评价隋炀帝：“儒家修史者对炀帝道义上的评价的确是苛刻的，因为他们把他描写成令人生畏的典型的“末代昏君”。在民间传说、戏剧和故事中，他的形象被作者和观众的随心所欲的狂想大大地歪曲了－－人民生活在一个无节制地使用权力、有豪华宫殿和享有无限声色之乐的世界中，只能产生这种感情上的共鸣。在中国的帝王中，他绝不是最坏的，从他当时的背景看，他并不比其他皇帝更加暴虐。他很有才能，很适合巩固他父亲开创的伟业，而他在开始执政时也确有此雄心。”
尽管ArthurWright说：“（杨广）既被视为典型的亡国昏君，在一大团歪曲的历史记载和传奇性道听途说之下，今人即想窥测此人的真实性格，至多也只能瞥见其一二。”但是他所建立的功业是不朽的，大运河、科举制度无不影响深远，造福于中华。
建立天朝体系：大业三年，启民可汗来朝入贡，尊隋天子圣人可汗；大业四年，倭国主多利思比孤第三次遣使入贡；大业五年，吐谷浑等西域诸邦向隋帝国称臣进贡
从此影响中原王朝一千五百余年的天朝体系就此开始，直至清廷甲午战争的失败。
隋炀帝造京杭大运河有功，但是他太耗费民力，每次一召一百万人民，男的没了召女的，民心惶惶：后来他又费了大量民力，造大船南游，这是他后来灭亡的导火索之一。
隋炀帝晚年，既没有像陈后主那样做个长城公，也没有把带在身边的毒药派上用场。大业十四年（618年）三月，炀帝见天下大乱，已心灰意冷，无心回北方，命修治丹阳宫（今南京），准备迁居那里。从驾的都是关中卫士，他们怀念家乡，纷纷逃归。这时，虎贲郎将元礼等，与直阁裴虔通共谋，利用卫士们思念家乡的怨恨情绪，推宇文述的儿子宇文化及为首，发动兵变，宇文化及逼缢隋炀帝。这个雄心勃勃的帝王，死后连个像样的棺材也没有用上，由萧后和宫人拆床板做了一个小棺材，偷偷地葬在江都宫的流珠堂下。后陈棱集众缟素，为炀帝发丧，备仪卫，改葬于吴公台下，衰杖送丧，恸感行路。唐朝平定江南后，于贞观五年（631年），以帝礼改葬于雷塘（今扬州市北15公里雷塘南平冈上，南距吴公台10里）。
隋炀帝在位14年，在短短的14年中，他创造了别人难以创造的丰功伟绩。但是，隋炀帝不关心人民疾苦，视百姓如牛马。他留给后人一些所谓的帝王功绩，但是人民的反抗就是对这些所谓的功绩的最好评价。历史告诉我们，什么开疆扩土，什么世界帝国，什么万国来朝，什么无比宏伟的基础建设，那些东西只能哄得外国人一时惊奇，但最终不过浮云而已。人民是否有活路才是一个国家的立国之本。
隋炀帝失败的地方是用民过重、急功近利，太想建立伟业了。三驾辽东不仅消耗了大量自己的主力军队，而且给人民带来了沉重的负担。主要是兵役太重。本身修建大运河就伤民太重，损伤国体。一系列开疆拓土的战争，也同样消耗了大量的人力物力。隋炀帝因过分自信与轻敌，导致第一次征高丽的失败，并陷入战争泥潭。致使不满的士兵发动兵变。人民也为逃避沉重的负担纷纷起义造反，为大隋王朝的覆灭打下了伏笔。但大隋是有能力平定起义、叛乱的，这一点可以从他的手下李渊的军队后来平定叛乱可看出。
隋炀帝杨广是中国历史上名声最差的皇帝之一，这和后来编写史书的人的观点有关，加上对他的谥号\"炀\"是最贬义的一种，所以，后来的人们都认为杨广和秦二世胡亥一样，是最坏的皇帝。其实，杨广时期开凿的大运河至今还在起作用，这是他的功绩，应该肯定。既然对于秦始皇修建长城没有完全地否定，那么对于杨广开凿大运河也应该给予肯定。总之，杨广应该是个毁誉参半的皇帝，这样才符合历史事实。
杨广是隋文帝杨坚的第二个儿子，又名杨英，小名是阿么。父亲杨坚建立隋朝后，杨广被封为晋王，当时只有十三岁。除了王位外，还让杨广做并州（治所是现在的山西太原市）的总管。
杨坚之所以要让很小的儿子担任并州总管，拱卫京城，是吸取了北周没有亲近的重臣辅佐，而被自己灭掉的教训。为了让儿子得到锻炼，真正能在以后胜任，杨坚让很有才干的大臣王韶担任杨广的辅臣。王韶没有辜负杨坚的信任，对杨广尽心尽力，有一次，在他出巡长城时，杨广便趁机造园林，结果等王韶回来后立即劝止了杨广。
后来，隋朝兴兵灭南朝的陈，刚二十岁的杨广是统帅，但真正领兵作战的是贺若弼和韩擒虎等将领。灭掉陈后，进驻建康，即现在的南京，杨广表现得很有气度：杀掉了陈后主陈叔宝的奸佞之臣，封存府库，不贪钱财，最后将陈叔宝及皇后等人押回京城。灭掉陈后，杨广进封太尉之职。
此后，杨广也是屡建战功：在公元590年，奉命到江南任扬州总管，平定江南高智慧的叛乱；公元600年，北上击败突厥进犯。这些功劳是其他皇子所没有的。从这点来看，他和李世民有些相似，都是次子，都有战功，都是通过非常手段得到的皇位，只不过李世民比杨广的政绩突出一些，也许因为这个原因，后来的人们就对李世民称誉多一些，对杨广贬低的多一些。另则，强盛的唐朝对亡国之君杨广竭力毁誉也在所难免。所有这些都要从历史背景加以分析，而不应被野史、传说所左右。深信随着人们认识不断提高和对历史背景深入了解，对杨广的评价必将越来越公正。